王利華，安徽省宿松縣人，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學院副院長，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中心負責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生態環境史》首席專家。擔任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東亞環境史協會理事會成員，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唐史學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外審專家，《中國農史》、《歷史教學》、《中國環境與文化》、《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編委，水利部重大專項《中國水利史典》專家委員會委員。
從黨的十八大報告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史為鑒，可以洞察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摸索今天和未來一些事物的發展趨勢，避免犯類似的錯誤或走彎路，從而更加從容地應對現在的問題，完成生態文明建設重任。如何歷史地認識當今的生態環境問題？歷史上的環境經驗具有哪些當代價值？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南開大學教授王利華。
對話人 王利華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采訪人 中國環境報記者 郭文生
為什么要大力開展環境史研究？
■環境史研究是以一種廣域生態視野，提醒人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能最終解決環境問題
記者：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中國生態環境史》首席專家，請您談談什么是環境史？為什么要大力開展中國環境史研究？
王利華： “環境史”這個術語是美國歷史學家R·納什在1972年首先提出的。簡單地說，它是關于人與自然之間既往關系的一門學問。它借助生態學等多學科理論方法，探討歷史上自然因素如何影響人類生存發展，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如何改變自然界，相關信仰、知識、觀念、組織和制度如何影響人類的環境行為，為認識和解決當今的環境問題，尋求“天人和諧”的發展之路提供歷史經驗。
擁有歷史意識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根本標志之一。每當遭遇現實問題，人們都會向歷史探詢其來龍去脈。上世紀中期，西方國家的一系列嚴重環境災害特別是污染事件，激起了風起云涌的環境保護運動，也催生了環境史研究。最近一二十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異軍突起，也正是由于我國環境問題日益凸顯，災害頻發，公眾憂慮與日俱增。在這一背景下，環境史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很強的問題針對性、現實服務性和歷史批判性。
眾多學科都在探討環境問題，但不同學科的使命不同。環境史學主要關注人與自然關系的過去而不是現在，它是關于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關系的長時段、綜合性研究。環境史研究不能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實用對策和技術，給現實問題把脈開方并非歷史學者所擅長，但可以為全面理性地認識環境問題提供歷史縱深感和思想粘合劑。環境史研究試圖以一種廣域生態視野，提醒人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能最終解決環境問題。現實中的許多環境問題是在眾多自然與社會因素共同作用下積漸所至，而非一夜之間形成。需要從歷史縱深中做長期、綜合考察，否則難以看清它們的由來和本質。
記者：人們說，環境史是一個新的史學領域，它的主要研究旨趣是讓自然進入歷史，還要讓人類回歸自然，是這樣嗎？
王利華：環境史具體、實證地考察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歷史相互影響，并對人類本身進行重新定位。這是它區別于一般歷史研究的新穎之處，不論從學術還是從社會層面來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華文明五千年來不曾中斷，古往今來的環境經驗也頗為豐富。由于幅員遼闊，民族眾多，自然環境復雜多樣，經濟文化多元一體，在漫長的環境適應和資源利用中形成了眾多模式和傳統，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文獻記錄。其在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方面，擁有其他國家和地區無可匹敵的豐富樣例，對全人類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甚至典范意義。
因此，中國環境史研究雖然起步較晚，卻具有更大的發展潛勢。深入研究中國生態環境史，對內可以存史、警世、資政，豐富生態文明的理論基礎，推動美麗中國的建設實踐；對外可以針對全球環境問題和人類共同命運，與西方學界平等對話，提供中國經驗和中國思想。
如何用理性認知解釋當前的環境問題？
■中國面臨著巨大的環境挑戰和資源壓力，現實中的環境生態問題必須歷史、辯證和理性地加以認識
記者：當今中國面臨著空前巨大的環境挑戰和資源壓力，接連發生的環境災害導致社會心理恐慌、焦慮甚至悲觀，如果持續發酵而不能有效紓緩，將釀成激烈的社會沖突，激起群體性事件。在思想學術界，也存在不少認識偏差，圍繞環境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有極端化傾向，一些言論誤導社會輿論，引起思想混亂。在國際上，中國環境問題也日益成為重要話題，被一些人利用演繹成“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衰敗論”，嚴重損害國家形象。對這些無法回避的事實，我們應該如何去應對？
王利華：解決環境問題首先必須解決思想認識問題，包括現實認識和歷史認識。
面對很多地方荒山禿嶺、垃圾如山、河湖惡臭甚至連呼吸空氣都成問題的環境狀況，國人難免撫今追昔。想想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桃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男女老幼“怡然自樂”，那種人與自然關系是多么和諧。再讀王維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如此優美的景色，確實令人懷想，如今的關中、輞川一帶還有這般景致嗎？
多年前我出國訪問，一位外國教授跟我說他非常喜歡中國唐詩，先后17次到中國旅游，但始終無法將唐詩描寫的風景與自己親身所見的情景對應起來。相信我們許多人都有類似的感受和失落。古今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遷，人類活動已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確實令人惋惜、慨嘆。
然而，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很容易讓人思想迷失。古代沒有當代的環境污染，但一直未曾擺脫饑餓的困擾，生活遠沒有今天便利。就拿秦始皇來說吧，外出巡視只能坐馬車，從咸陽到金陵，咣咣當當來回至少要一個月。最后他就是死在出巡的路上。乘坐飛機、高鐵的我們，能夠想象那是一種什么情形嗎？
古代人口少，自然資源開發強度低，山清水秀、鳥語花香的地方確實很多，但也是處處豺狼當道、蛇蟲橫行。更嚴重的是，那時人類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史書頻繁記載大旱大澇歲月中餓殍遍野、人相啖食，其景象之慘烈令人不忍提起。成千上萬年來，像今天這樣億萬人民數十年不知饑餓，即便不是絕無僅有，也是極其罕見的。
記者：您能詳細解釋一下，“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很容易讓人思想迷失”這句話嗎？
王利華：我絕不是為今天的環境危機做辯護，只是想表達一種觀念：環境問題必須歷史、辯證和理性地認識，而不是走向歷史悲觀論和文明原罪論。在懷想古人筆下的優美風景時，不要忘了古人有古人的環境問題，并不是想象得那樣和諧。簡要地回顧一下幾千年的中國歷史，可以發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若干時代曾陷入過高度緊張，當時的社會在思想和行動上做出了不同的反應。情況最嚴重的有3個時期：
一是在周秦之際。周代以前，農耕、飼養和采集、捕獵并存，皮、革、筋、角、齒、羽、箭、干、脂、膠、丹、漆等重要生產、生活資料，基本上是山林川澤天然出產。隨著人口增長和農業擴張，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野生動植物資源逐漸枯竭，社會普遍擔憂樵采、捕獵難以為繼，諸侯國家也擔心不能保障“山澤之征”。這次危機，催生了中國早熟的環境保護思想和自然資源管理制度。
二是清朝中期，1800年是轉折點。清朝中期，全國人口暴漲，平原人滿為患，無數百姓迫于生計，涌入山地湖澤盲目墾殖，導致森林耗竭、水土流失、水系紊亂，流域生態環境全面惡化，自然災害日趨頻繁。當時，關于自然災害根源和環境資源保護重要性的議論顯著增多，有人還提出了人口控制思想。朝廷和地方官推行了不少禁墾、禁圍、植樹造林的政策舉措，各地護林碑和禁獵、禁伐、禁墾官規、民約大量涌現。這些情況說明：延續了數千年的人口（勞動力）增加——農區拓展——經濟發展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三是最近30年。這次危機在空間上是全局性的，在時間上是壓縮性的，在表現形式上則是重疊性和混合性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前兩次。究其主要根源：一是人口暴漲帶來了巨大生存壓力；二是快速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關系嚴重失衡。總體上說，這場危機是中國長期歷史發展特別是近代以來的特殊情勢所導致，應結合百余年來中國乃至世界的整體變局予以“歷史的同情和理解”，而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某屆政府、某個部門、企業或群體。所有人其實都無法置身事外。用佛教話語說：它是整個社會的“共業”，需要社會整體覺醒、齊心協力，才能逐步償還宿債，消除惡業，逐漸走向和諧發展。否則，必定要共同遭受“業報”，共同承受苦果。
記者：如您所說，由于歷史記憶的選擇性，人們似乎只記住了它美好的一面，而忽略了其艱難、危險的一面，這可能影響對環境問題的正確認識。那么，如何用理性的認知去解釋中國當前的環境問題？
王利華：我想提出幾點淺見：
其一，環境問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在不同歷史階段有著不同的表現。當今的環境問題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根本要害有兩點：一是自然資源不足以持續支撐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如果不能實現轉型，人類文明很可能喪失發展的根基；二是不合理的發展正在摧毀我們賴以存續的生態系統，如果不加以遏制和扭轉，必定導致人類生命系統無法安全、健康地延續。但是，挑戰和機遇是并存的，我們既不能喪失信心，又需要嚴格自律。
其二，環境問題具有極其復雜的發生和發展機制，需要回到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中去認識其本質、緣由和來龍去脈。對自古至今生態環境的負面改變，不能以今律古，簡單地苛責古人，不能因環境有負面變化而否定文明發展的歷史合理性；對于當今的環境問題，更需要從中華民族100多年來謀求生存發展和獨立富強的艱難歷程中予以“歷史的同情和理解”。
其三，環境災害的集中暴發是階段性現象，應予以高度重視，但是不能悲觀、絕望。這種情形并非中國所獨有，西方發達國家同樣經歷過，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必然付出的代價。在西方國家，環境災害已經有所減緩。在我國國情條件下，環境高危期可能持續更長，災害發生頻率可能更高。對此，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同時要堅定信念，輕忽漠視和病急亂投醫都有害無益。
其四，歷史上的成功經驗和優秀思想，需要認真借鑒，積極繼承；歷史上的失敗教訓和錯誤觀念，需要批判、反思并引以為戒。評判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需要采用客觀、公允的態度。不能一味地懷舊、慕古，沉迷于農業時代天人和諧的歷史幻象，認為那時一切都好；也不能過分苛責工業文明的負面影響，全盤否定工業文明和近代以來的科技發展。近世以來，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加速，對自然資源有限性和生態規律認知滯后，自然情感弱化，自然道德缺失，社會實踐偏差，以及人文、社會和自然科學過度割裂，是當今環境危機的重要歷史根源。而利潤至上的單純經濟邏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一切都變成了牟利商品，瘋狂地掠奪自然資源，無限追逐物質財富，更是摧殘生態環境的罪魁禍首。
其五，正確認識中國環境的歷史和現實，就能更加深刻地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偉大歷史意義。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一直在與貧困作斗爭，很少真正實現富足、健康、幸福的生活夢想。到近代，更是遭遇了數千年未有之強敵，經歷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落后、挨打、貧困、疾病的夢魘一直纏繞著國人。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終于站起來了，近30年更是創造了舉世驚嘆的經濟發展奇跡，以短短幾十年走過了西方國家幾個世紀的工業文明進程，富強中國夢逐漸得到實現。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是對百余年乃至數千年來中華民族夢想的崇高升華：它不只是要建設一個物阜民豐的富強中國，而且要建設一個山清水秀的美麗中國；不只是一個物性的中國，而是一個詩化的自然大美與人文至美彼此交融的中國。如果缺乏正確的歷史觀，就難以真正深刻體會它的偉大歷史意義。
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思想縱貫歷史和未來，是一種追求自然道德與人類道德高度統一的偉大文明之路。它上應天道，下順民心，預示著中華民族將再次經歷一場偉大而深刻的文明轉向，并且將引領全人類進入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我國歷史上的環境經驗具有哪些當代價值？
■中國先哲在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生態思想元素
記者：從保護自然環境的角度來看，有哪些歷史經驗可供當今借鑒？
王利華：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與中華民族謀求文明復興、國家富強的百年夢想一脈相承，既具有強大的內源動力，又具有深厚文化根柢。這個根柢就是中國人與自然關系的長期歷史積淀。
我不贊成將農業文明視為一種生態文明，但高度肯定中國先哲在思考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生態思想元素；高度肯定普通民眾在生產生活實踐中所積累的許多可貴經驗。例如古代思想家關于天、地、人“三才”關系的精彩論述，蘊含一種廣域生態觀，就很有思想高度與寬度；古人親近自然、護生愛物和參贊天地之化育等生命意識，體現了一種尊重其他物種生命價值的環境倫理精神；古時強調對山林川澤資源“取用有節”、“以時禁發”，蘊含著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古代農民十分重視積肥、施肥，在實踐中變廢為寶、化腐朽為神奇，促進有機物質反復循環，使中國農田耕種幾千年而未出現嚴重的地力耗竭，更堪稱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成功范例。很可惜，近代以來，由于一系列社會經濟變化，包括新衛生觀念、抽水馬桶和化肥的傳播推廣，積肥、施肥和變廢為寶的傳統漸遭放棄。當然，中國歷史上也有過許多慘痛的教訓，特別是對生態脆弱區過度開發（如黃土高原、長江中下游山區墾殖）導致流域生態環境破壞，后果非常惡劣而且影響十分深遠，至今仍然深受其害。
總之，中國歷史上的環境經驗，不論是成功經驗，還是失敗教訓，對于今天都是非常寶貴的。它們是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也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應當進行系統的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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