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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位縣級自來水廠廠長，10年來，翁劍明一直謹慎飲用著自己的“產品”。為了盡量發揮水中的余氯，他總是要把水燒開3分鐘。但翁廠長依然心有余悸——那些有機物質、重金屬，是無法去除的。
    傅濤——清華大學水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同樣為飲用水安全而擔心。“尤其在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故后，飲用水水質安全被空前關注。”他說。

    安全水源今何在

    4月8日，一場暴雨讓廣西欽州數十萬居民被迫忍受停水17小時之苦——繼哈爾濱水危機后，瘋搶礦泉水的場面再次上演。

    事后查明，因為雨水沖刷，堆積在該市距飲用水源1公里處的大堆工業垃圾、石灰渣以及生活垃圾，流入自來水廠水源渠，導致水質嚴重污染。

    而翁劍明所在的小水廠，每年都要被迫停水供應一到兩次，同樣是因為水源污染。每天，水廠都要派人值班，24小時監視河流上游。“10年來，水源水質每況愈下，顏色雜了，氣味濃了，味道變了。”這位資深人士說。

    “取水水源的安全，是飲用水安全的第一道防線，但這道防線已經比較脆弱。”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水質安全室鄂學禮主任說。

    目前，城市飲用水水源主要來自地下水和地表水。中國環境科學院趙章元教授透露，對中國118個大中城市地下水的監測資料分析后表示，目前全國地下水已普遍受到污染。

    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水污染防治法執法檢查組”檢查發現，中國七大水系中劣五類水體占30％左右，水體已經失去使用功能。比如黃河，除上游少數河段水質為三類，其余常年為四類或五類。這是個幾乎無所用途的概念；五類水更占去了淮河水系的60％多；千島湖告急，太湖告急……

    “到哪里去找安全放心的水源？”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給水委員會副主任王占生憂心忡忡。

    雖然各地政府出臺了眾多保護水源地的法規，但現實依然嚴峻。浙江省環保局一份針對太湖流域內浙江省城鎮16個自來水廠的調查顯示，不合格飲用水源占總數的81.2％。

    許多城市一再調整飲用水水源取水口——遠些，再遠些！據王占生介紹，上海放棄了水質已近三類、四類的黃浦江，不惜巨資鋪成管道取水長江。浙江嘉興原先從運河取水，后來不得不想從錢塘江和新安江調水，終因代價昂貴而放棄。在這個城市周邊，已無法找到合格的水源地。

    來自國家環保總局的《環境公報》顯示，2001年-2004年，具有災害性特征的水污染事件3988起，平均每天有3起。

    “在整個水環境惡化不可逆的趨勢下，飲用水源的枯竭也難以遏制。”王占生說。多年來，他奔走于中國各地，得出的結論是，改變飲用水水質危機最保守需要30年。

    所以，當放眼全國時，翁劍明還會慶幸——他所在水廠的水源主要流經農村，需要克服的無外是生活垃圾和農業排污，“倘若遇上工業污染，就更糟了”。

    水處理技術過時了？

    當一滴水通過取水管道流入“加工處”后，在中國90％以上的水廠里，它將面臨以下處理環節：沉淀——加藥反應(一般加聚合氯化鋁)——過濾(三層：依次為活性炭、石英沙、卵石)——消毒(加氯氣)——沉淀。

  “這個凈水工藝沿用了數十年，雖然局部有所改進，但原理和功用大抵不變。”翁劍明說。而王占生稱此話毫不夸張：“所謂100年前的技術，卻來處理100年后的水。”

    因為水源的持續惡化，翁劍明所在廠不得不加大消毒氯氣和活性炭粉末的用量。

    即便不談余氯殘留對人體的危害，即便氯氣添加再多，這種沉淀加消毒的工藝也只對細菌和微生物作用，“可以杜絕傳染病，但對于有機物、化學物質、重金屬卻無能為力。”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水質安全室鄂學禮主任解釋說。

    王占生教授認為，現有處理技術“最多殺滅30％的有機物”。其他70％，將堂而皇之地流入尋常百姓家。倘若這滴水來自礦區，又受到了重金屬污染——比如汞、鎘、鉻、砷、鉛等——也可以安然無恙地逃過防線。

    “自來水其中最大的安全隱患來自有機物。”中國湖泊環境研究首席科學家劉鴻亮院士說。國內外由水中檢出的有機污染物已有2000余種，其中114種具有或被疑有致癌、致畸、致突變的“三致物質”，而中國水源中一般能檢出100余種有機污染物。

    中國疾控中心的鄂學禮教授還列出了更詳細的“殺手”名錄：藻毒素——不僅會使水的色度、臭味增加，還會誘發肝癌；持久性有毒有機物(POPS)——是1990年代以來世界環境學界最為關注的一類化學品，不易降解，能夠在環境中長時期地停留并積累，大部分具有致癌、致畸、致突變性；內分泌干擾物——進入人體后嚴重影響生殖及呼吸免疫功能。還有氨氮成分，2004年2月發生的沱江污染正是因為化工廠大量高濃度氨氮廢水直接排放，流入沱江造成的，結果近百萬人生活用水受到影響。

    “至于重金屬成分，短期內可以導致突變，長期將導致癌變、畸形。”武漢大學環境保護法研究所副所長李啟家教授說。

    “還有些不明物質，現在雖然還沒有明確的實驗證明有害的程度，但不了解本身就是一個隱患。”鄂學禮說。這位教授還稱，在天津和遼寧地區，都曾發現水中體形畸變的青蛙，而對于人體的影響，誰敢說不存在？ #p#分頁標題#e#

    飲用水新標準即將出臺

    但這滴自來水卻可以通過衛生防疫部門檢測，被貼上“達標”的標簽，順利進入城市供水管道。如果不談供水網絡可能造成的二次污染，它將“安全”到達千家萬戶——這就將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日常飲用水。

    今年年初全國“兩會”期間，有記者提及中國某大城市水質污染的問題，隨即引發該市政府的反駁。最大證據是：2005年，該市中心99.92％的飲用水達到了國家標準。

    這恰恰反映了目前中國飲用水安全上的又一個尷尬，衡量飲用水安全的標準早已不安全。

    中國現行的強制性國家標準《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以下簡稱“85國標”)頒布于1985年，檢測項目只有35項，余氯、濁度、細菌、大腸桿菌4個指標。“問題恰恰在許多應該設的指標，20年前并沒有納入。”王占生說。

    比如硝基苯，這個在松花江污染中大行其道的化學物質，在“85國標”中并沒有出現，甚至在2005年底修訂新的飲用水安全國家標準(以下簡稱新國標)時，最初也未被考慮在內，后來才添入修訂草案中。

“這種達標率沒有太多意義，”清華大學教授張曉健認為，“只要有一項有問題，這水就不能稱之為安全。”

    “20年一個國家標準停滯不變，是個特例。”一位學者認為，相關部門應該更注重民生。

    1995年和1997年，衛生部和建設部曾兩次組織專家修訂原有標準，并上報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都因“種種原因”被擱置。2000年，衛生部再次組織專家修訂飲用水衛生標準，依舊沒有結果。2002年7月，衛生部獨自發布了生活飲用水“衛生規范”，檢測標準共計96條——包括34項常規檢測和62項非常規檢測。2004年，建設部也編制了“城市供水水質標準”，共計101條。

    但翁劍明說，由于這些標準的“級別”不夠，不具有強制性，這兩個指標并沒有真正被自來水廠所執行，“85國標”仍在使用。

    最新的消息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新國標，已完成最后的修訂，由衛生部上報至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相信很快就向社會公布。”王占生說。

    鄂學禮是該新標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據他介紹，新國標的檢測項目將增至106項，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以及國際準則相吻合。1980年代的水污染主要是微生物和重金屬污染，而現在則出現了有機物、人工化合物、農藥成分等污染元素，所以新國標的檢測標準主要增加了后者。而新國標確定飲用水的“安全”指人日常飲用2升，70年不會產生危害。

    鄂教授還說，本著用水權利的平等，該標準在城鄉均達成了統一，在局部指標上對農村實行了酌情放寬處理。

    但翁劍明擔憂新標準的實踐可能性，“許多小型水廠，連85國標的35項指標都達不到，何談106項？”張曉健教授也認為，“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加大監督執行力度，是新標準能不能起到作用的關鍵。”傅濤教授則呼吁應完善第三方水質監督體系，為新標準護航。

    另有專家認為，新標準出臺后，由于一系列的技術改造、自來水公司技術投入，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水價的上漲，以及對水業格局、水權分配等帶來沖擊。“這是一個連鎖的，顛覆性的改變。”王占生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