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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網斯德哥爾摩８月１８日電（記者陳雪霏）“水足跡”是在２００２年一位荷蘭專家提出來的。去年，英國的阿蘭教授因為將“虛擬水”的計算量化等貢獻獲得斯德哥爾摩水獎。虛擬水或水足跡的提出主要是考慮到以前只是從生產的角度來考慮水的消費問題，而沒有從消費的角度來考慮水的問題。人類生活要消費水果，蔬菜，肉類等，但生產這些糧食卻需要不同量的水。例如，生產一公斤小麥需要一方水，生產一公斤牛肉卻需要１６方水。北京林業大學水文教授劉俊國對中國人的水足跡做了專門調查。在此間正在進行的斯德哥爾摩國際水周期間，劉教授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那么，中國在過去４０年的水足跡是怎樣變化的呢？

　　劉教授說，從糧食消費的角度來研究，１９６１年中國人均水足跡大約是２６０立方米，到２００３年，人均水足跡就達到了８６０立方米，這種變化是非常大的。他除了看總的水足跡，還看了糧食和肉類的單項分類水足跡，結果，糧食水足跡變化不大，但肉類的水足跡卻成直線上升趨勢。原來，人們的飲食消費習慣發生了變化，結果也造成水足跡的增長。水足跡的增長受消費模式的影響非常大。也就是說，消費結構的變化是導致水足跡變化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２００３年人均水足跡８６０立方米和世界人均水足跡差不多。但和發達國家相比，比例還是非常小的。中國只是美國人均水足跡的一半。但是，從中國的這種變化趨勢來看，中國還是有肉類增長的趨勢。劉教授說，通過低，中，高的情景分析，不管是哪一種情景，中國人均水足跡到２０３０年還是一直持續增長。這個趨勢很明顯。中國總的水足跡在２００３年是１１００立方公里。到２０３０年這個總的水足跡要增長４０到５０％。那么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中國的水資源人均低于１００立方米，這個水平比中東，比北非還要低。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再拿出５０％的水來生產糧食，這對國家來說是個非常大的挑戰。

　　劉教授說，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高度重視水資源問題。從２０００年開始，中國開始提出建設節水型社會。通過水權，市場等方法來有效利用水資源，實現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到２００２年中國發行了《水法》修訂版本，明確提出了要在中國建設節水型社會。這是一個里程碑性的文件。２００５年出臺了《中國節水技術大綱》，強調了節水技術，不管是工業，農業都開展節水。２００７年出臺了中國建設節水型社會十一五規劃。提出了具體目標，即：從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農業節水效率從４５％提高到５０％。萬元ＧＤＰ節水２０％，城市管網損失低于１５％等措施，提出了一些非常量化的目標，結果，中國萬元ＧＤＰ的用水下降非常明顯。北京已經聲稱實現了這些目標。

　　但是，中國政府的政策還是從“藍水”的角度來指導節水。但“綠水”管理和節約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中國綠水占８６％。綠水在糧食生產里占的作用非常大。‘藍水’，即來自河流和地下水的水資源，‘綠水’，即源于降水、存儲于土壤并通過蒸發、蒸騰進入到大氣中的水汽。在水資源日趨緊張的今天，我們應加強對‘綠水’的研究，提高‘綠水’的利用效率。

　　藍水和綠水的內涵是由本次水周主辦單位斯德哥爾摩國際水研究所著名水文學家瑪琳?福克馬克闡述的。她認為，“綠水”（氣態水、土壤水）的循環供給陸生生態系統，主要是綠色的植物、作物等，故形象稱之為“綠水”。

　　研究發現，全球總降雨的65%通過森林、草地、濕地和雨養農田的蒸散發返回大氣中成為“綠水”，僅35%的降雨儲存于河流、湖泊和含水層中成為“藍水”。在全球范圍內，80%的農田是通過降雨灌溉的，這些雨養農田提供了全球60%—70%的糧食產量。幾乎全部的畜牧業肉產品和林產品都有賴于“綠水”。

　　然而,　如此重要的“綠水”，在水資源的管理和研究中卻一直被忽視。劉教授認為今后應加強“綠水 ”的資源計算評價與合理利用的研究，提高“綠水”的利用效率。如何在節水型社會關注和管理綠水，例如可以使用塑料薄膜覆蓋，雨水收集，避免徑流流失。另外一個就是經濟結構和農業結構的調整，從生態的角度講，人們還不十分清楚大型工程對生態的影響。而從糧食水足跡的角度講，中國北方雖然缺水，但是貿易結構表明，中國虛擬水的趨勢是北方向南方流動的量更大。因此，中國可以在國內利用虛擬水的原理來達到水資源合理利用的目的，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國。

　　劉教授建議說，政府也可以探索使用水信用制度，對農民給予補助來幫助農民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例如，山東某地以前可以種小麥和玉米，兩季。但現在由于水的問題，只種玉米而不再種小麥了，原因主要是玉米可以充分利用綠水就可以了。但如果國家給一點補助或激勵，也許農民還可以通過少的灌溉就繼續種小麥。由于中國人口多，不可能太依賴糧食進口，否則，風險就太大了。另外，有些歐洲國家已經開始使用風險投資等來調整糧食生產結構。例如，在雨水少的年份多增加一些投資，雨水多的年份就少一些等等，中國都可以進行學習和研究看是否能更有效地在國內達到合理使用綠水的目的。